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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茶路”到底哪里始发?
作者:如意芳心茶业-www.ruyitea.com    发布于:2013-05-01 03:18:44    文字:【】【】【

    4月24日,海内外9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港城宁波,召开“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讨会,与会专家达成共识:“海上茶路”由宁波启航,“甬为茶港”名副其实。不过,出席论坛的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此间发表了题为《“海上丝路”与“海上茶路”知多少?——戒“海上丝路和海上茶路”一家说了算》的论文,系统阐述了海上丝绸之路与海上茶路之争的历史脉络,认为这两条“路”或同时存在于多个港口城市,而非一城一地。

    该论文全文如下--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就已经展开“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申遗“争夺战”。不料,当“南海一号”浮出水面时,有关“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之争出现白热化。于是一场在全国沿海各港包括内河港口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的争执正式拉开帷幕。

    一、几点说明

    为了行文方便,笔者有必要补充几点说明:一是需要搞清楚“始发地”抑或是“始发港”的概念。通常而言,一艘船从甲地到乙地,甲地就是始发地或始发港,过路停靠或在此补充给养的船只只能算作停靠地或停靠港。如,郑和七下西洋运载茶叶、瓷器和丝绸从刘河港(太仓)起锚出发,经福建某港停靠补给,能不能认为该补给港就是郑和下西洋的始发港呢?其实,任何港口都可以有自己船只从本港到乙港,换言之,任何港口都可以有所在地船只“始发地”概念。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之争,过多地带有“中国历史上第一艘载有丝绸、茶叶、茶器的船只从这里出发”的心理;二是理解“海上丝绸之路”不能不以绝对航线定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应该有广义和狭义航线之分。理论上把东海和南海航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两条航线,这只是狭义概念。而从渤海、黄海等北方诸港始发运载丝绸、茶叶和瓷器到日本、新罗、高丽、百济的航线,应在广义海上丝路范畴内(来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遣隋、遣唐和遣宋使至少有一半活跃在这条航线上);三是有诸多专家提出质疑,认为“南海一号”中所运载瓷器并不是广东所产,所以不能成为广东省海上丝路申遗的标志。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狭窄。众所周知,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长安(西安),不能因为西安不产丝绸、茶叶和茶器就不能申遗。草原丝绸(茶叶)之路的始发地在东口(张家口)和西口(杀虎口),也不能因为骆驼和马背上驮的不是本地产丝绸、茶叶和茶器而不能申遗。所以,作为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船上所载物品是否与本地产品没有直接关系;四是“海上丝绸之路”与申遗港口规模大小没有直接关系,这需要从货物贸易、开埠历史、文化交流等诸多体现进行综合考量。港口规模大不等于历史悠久,港口规模小也不等于没有丝绸、瓷器和茶叶贸易以及文化交流。

    二、单一港口承载不了海上丝、茶之路的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与海上茶叶之路始发地,只要与“唯一”和“发源地”这样的关键词无涉,其叫法都应该成立。

    然而,有些事情每每让人费解,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所在地港口争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的头衔,或者为了争取一个海上茶叶之路“起始港”称谓,往往是不顾别人感受,带有一种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心态,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中国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古港,也有许多古老的海上航线,这些港口对沟通西方经济、传播东方文明作出卓越贡献,这理应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不是哪个港口因为戴上了“始发地”的帽子,就能把“海上丝路”和“海上茶路”揽入囊中,就能承载“海上丝路”和“海上茶路”的文化含量,充其量,这只能代表一个时期的文化和历史含量。言此,有件事情顺便说一下,今年1月发生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华祥苑茶业投放的广告,因为标有“厦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告词,遭到泉州媒体“炮轰”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理由很简单,只因海上丝绸之路“起点论”被张冠李戴,且颠倒历史。结论是泉州才是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茶叶之路始发地。为了“海上茶叶之路”起点的争执,事情差点发展到了泉州网友要抵制华祥苑的茶产品。

    笔者以为,话说得太大容易得罪其它“丝路”港口。然而,也有人说话“得罪”了所有港口却无人理会,2012年5月25日,《南京日报》刊发“南京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团”一文的小标题如是说:“‘东亚文化航线’和大航海时代均从南京起航”。诚然,这样的观点让人也无法去理会。

    时下,一些港口为挖掘当地茶文化历史资源,正兴起一股申请海上茶叶之路“始发地”称号之风,这自然是件于茶文化发展有利的大好事,但问题的关键是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上茶叶之路”始发地呢?谁也不能肯定,谁也无法肯定,理由很简单,讲历史原因,一个比一个都久远;讲文化因素,一个比一个更出彩。所以,在考证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有与没有都存在。怎么办?套用一句外交辞令:搁置争议,资源共享!

    据媒体消息,去年宁德三都澳港口正在筹备申报“海上茶叶之路”世界文化遗产,而宁波、泉州、厦门等也提出各自发展“海上茶叶之路”的理由和证据。(张素萍、林福龙:“海上茶叶之路”权威证据——泉州是起点有史有据.《东南早报》2012年10月24日)在此情形之下,不少人对此存有疑惑:“‘神奇的东方树叶’到底通过中国哪个港口走向世界的。”其实,这个道理谁都明白,要了解“海上茶叶之路”文化,必须要了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只要戴上“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的帽子,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拥有了“海上茶叶之路”始发地的头衔。因为,丝绸、瓷器和茶叶从来没有分开过,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为茶叶贸易开设专门海上通道。所谓“海上茶叶之路”是依附“海上丝绸之路”概念下的别样叫法,说穿了,为了研究海上茶文化而游离出的“虚拟”通道,如同“海上瓷器之路”、“海上粮食之路”、“海上珠宝之路”、“海上布匹之路”、“海上香料之路”一样,虽叫法各异,却同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同一条船上的不同商品而已(文化交流除外),也就是说,只有在“海上丝绸之路”命题之下才能分离出若干称谓——实为各学科研究所需。那么,为何叫“海上丝绸之路”而非别的“之路”呢?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舶理想的压舱物”是瓷器,就是将不怕海水浸湿的陶瓷商品存放于舱底,而将丝绸和茶叶商品等放于船舱上部(郑东:厦门港——闽南古陶瓷外销的重要锚地.《南方文物》2005年3期)。由此可以认为,大抵运载丝绸、瓷器和茶叶的海上通道,习惯上都可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只因丝制品(杂缯)作为中国的代表性商品而已,故以此命名。

    问题的关键是如今仍有许多港口都认为自己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甚至直接对外作了这样的宣传。混淆不清的概念,会让许多人误以为某某港口就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鉴于此,笔者有必要简要梳理与海上丝路和海上茶路关联部分港口的历史。

    三、中国古代与海上丝、茶之路相关的主要港口

    开埠于秦汉的广西合浦港(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也标明合浦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杨少祥:试论徐闻、合浦港的兴衰《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廖国一、曾作健 :南流江变迁与合浦港的兴衰《广西地方志》2005年第3期 )。《汉书•地理志》文中有“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其中的“杂缯”是汉代丝织品的总称。“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也由此而来。

    开埠于汉代的徐闻港(湛江),之所以被人称作“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还是源于《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于是,广西合浦港、广东徐闻港一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来认知,现在有许多资料均已默认,再说得保守一点,有人把它确认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笔者以为,仅凭《汉书•地理志》这几句话来断定“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实在欠妥,因为,中国在汉代乃至之前开港的古港有很多,仅仅因为有“杂缯”字样就可以断定是中国的始发港吗?2001年,在广东湛江曾召开“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得出了共识:徐闻是中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始发港”与“始发港之一”相去甚远,概念不同,可导致意义亦不同。

    开埠于战国时代的山东烟台港(古登州港)同样也开辟了北方远海航线,把丝绸、瓷器和茶叶输向海外,故也有人把之誉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港。《资治通鉴•汉记》有记,汉武帝八次海上巡幸求仙东莱(登州港所在地),无疑促进了造船、航海以及港口业的发展。(朱龙、董韶华:登州港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单兆英、寿杨宾主编:登州古港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从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至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通过登州往返于百济、高丽、新罗等朝鲜半岛国家的使臣共有34批次。《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是以登州港为起点(山东省蓬莱市史志编纂委员会.蓬莱县志.济南:齐鲁书社,1995,377页),并且说,北方共有两条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航线。

    开埠于春秋末年扬州古港,吴王夫差筑邗城开邗沟,便揭开了扬州作为港埠的序幕,在中国航海和水运史上举足轻重。至盛唐,扬州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一个相当发达的著名国际大港,大食、波斯的航商侨居者有数千人之众。早在鉴真东渡带去丝绸、佛经、医书、中药和茶叶之前,朝鲜和日本的遣隋、唐使者就已经携带了中国物品(包括茶籽、茶叶)归国。按照2005年7月12日“今日扬州”刊文说,唐代联系中外的南方诸港口以扬州和广州最为重要。那时,扬州港是对日本、新罗、高丽、百济等国家直接通商的口岸,并和南亚、西亚的林邑、昆仑、狮子国、波斯、大食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有较多友好往来。至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始发港诸多资料,可参阅由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人民交通出版社主编的《扬州古港史》一书。

    开埠于秦汉的广州港(古番禺港),目前是被人喊得最响亮的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港口。唐宋时期,“广州通海夷道”是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由番禹(今广州)出发,经徐闻港(今广东徐闻县内)、合浦港(今广西合浦市内),过南海和马来半岛海域,进入印度洋和印度半岛南部海域,到达斯里兰卡。其形成时间最迟不晚于公元前二世纪末或公元前一世纪初。这一点,在《汉书•地理志》也有记载。广州港还有一点不同于其它港的,是在明清“禁海”时间段,唯一没有被禁海的港口,其在海上丝绸、瓷器和茶叶贸易得以常态性和持续性。即便如此,同样有人对广州港“发祥地”提出质疑(余庆绵: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质疑.《羊城今古》 2002年第1期26- 27页)。

    开埠于南朝时期的泉州港(古刺桐港),已有1500多年历史,也被人称作“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因有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先后两次到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译《金刚经》,后由泉州乘船回国,开启了泉州港的历史。唐代,泉州已有专门管理海上贸易机构,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繁盛,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宋会要辑稿》记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文中所述,证明当时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酒等,同为重要的贸易物品。但好景不长,泉州港从明清开始逐渐衰落,其海上通路被厦门港取代,也就是说“子港”代替了“主港”。

    开埠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琅琊港,为山东与高丽通商的重要港口。据《诸城县志•山川考》载,宋代,琅琊港为“故曾筑高丽馆”。《文昌杂录》亦云:“在宋时,为高丽往来要地,起居郎杨景略,左司郎中钱勰奉使高丽”,即从琅琊港渡海。元代,“海运漕粮至琅琊以供京都”,琅琊港为南北水运“皇粮”的重要枢纽。明代,琅琊港由盛衰落,《诸城县志》载:“自明罢海运,或梗于倭寇”。繁荣的商港由于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而渐渐成为民间通商的小港口。据2009年10月7日《半岛都市报》刊登记者黄超“罕见吻兽现身‘建筑群’•青岛港口‘秘史’被揭开”一文,并引述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玉海说,青岛的港口历史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琅琊港(今琅琊台),琅琊港当时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港口之一[(春秋战国时期五大知名港口:碣石(秦皇岛)、转附(烟台)、琅琊(胶南)、会稽(绍兴)、句章(宁波)笔者注)]值得一提的是,从齐桓公到汉武帝,历代帝王的船队驶进琅琊港,可在齐邑(琅琊郡、琅琊县)驻跸。传说中琅琊港还是徐福带着丝绸、茶叶东渡起锚地。

    开埠于唐代的三都澳(又名三沙湾),位于福建省宁德市东南部,曾被誉为闽东沿海的“出入门户,五邑咽喉”。五代闽王王审知执政时期,极为重视该港建设。明代开辟了运粮航线,和对北方的海上沟通,三都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三都澳历史上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之一,犹在明清和近代堪称是中国繁华的对外贸易港口。后因战争,这里作为重要军事基地而逐渐退出贸易舞台。

    同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厦门港,说到其开港历史,不得不要说到泉州港。厦门在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升为同安县,属泉州。所以历史上的厦门港是作为泉州大港的外围辅助港。明时,厦门港和漳州月港成了海上贸易的主要口岸。清顺治七年至十八年,厦门港是郑成功海路“五商”(以仁、义、礼、智、信五字为5家商行之代号)通台湾、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地的中心。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统一后,厦门设“台厦兵备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闽海关设立,厦门为其正口,成为“凡海船越省及往外洋贸易者,出入官司征税”之地。雍正五年(1727年),清王朝规定所有福建出洋之船,均须由厦门港出入,厦门港为福建省出洋总口。嘉庆元年(1796年),成为“通九译之番邦”,“远近贸易之都会”。

    宁波港的前身是明州句章港,开埠于公元前473年,当地有地方志显示是勾践灭吴后,为发展水师,增辟通海门户所建的港口。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知的知名港口中,宁波句章港列在其中。宁波港在唐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宋时与扬州、广州并称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同理,也是“海上茶叶之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至于有资料显示秦始皇派遣徐福出海采集长生不老仙药,从达蓬山北麓东渡日本之事,笔者更倾向于徐福出海是在山东蓬莱山附近的登州港或琅琊港,因与本文主旨无涉,在此不赘。唐宋时期,宁波港已经作为与朝鲜半岛、日本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明朝时期(公元1522年),葡萄牙人在双屿设立机构,作为战略支点,进行产品交换、中转码头、集散中心的职能,后被浙江巡抚朱纨率领军队捣毁。十六世纪中叶,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兴起,宁波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清康熙二十四年设立浙海关。鸦片战争以后,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宁波由于拥有六、七千年文明史的“河姆渡史前遗址”发源地,又有六、七千年前田螺山遗址相伴。无论从“海上丝绸之路”层面研究,还是从“海上茶叶之路”源头考证,较之于其他港口,其优势明显。

    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还有像刘家港(江苏太仓),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在此扬帆起锚而写下中国古代对外航海、贸易的历史篇章。当时,郑和携带了大量的丝制品、瓷器和茶叶,这些物品随着中国建造的世界上最大的海船,一起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航海时代,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播到亚非三十多个国家。郑和早于狄亚士五十七年远赴非洲。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唯一的东方人。如果从某个历史时期而言,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刘家港对“海上丝绸之路”或“海上茶叶之路”的贡献既特殊又巨大。

    开埠于六朝、盛于隋唐、延于宋代张家港(古黄泗浦港)是晋唐时期一个重要出海港口,鉴真和尚第六次成功东渡启航地,(王会信:《古黄泗浦遗址考古成果论证会昨举行》.张家港日报.2009年3月13日)也正因此次鉴真东渡成功,使得大量中国丝织品、瓷器、茶叶和佛经流经日本。不惟如此,日本有大批遣唐使在此港往返,曾得鉴真及先于鉴真到达日本的唐僧人道璿的教诲,日本僧人真人元开(俗名淡海三船,日本奈良时代著名的文学家)为此写下《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中文版由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汪向荣 校注),揭示了古黄泗浦港来往使者最翔实的原始资料。(也可参阅2010年11月20日《扬州晚报》辟出一个整版介绍“鉴真:千年不变的景仰”资料)这也说明当时黄泗浦港同样是丝绸、茶叶和瓷器的流出地。

    开埠于三国东吴时期南京港,是“江道万里,通涉五洲,朝贡商旅之所往来”的通海港口。有资料显示,南京港明代为都城门户港,近代为帝国主义争夺控制的重点港。1858年《天津条约》定为通商口岸。1882年招商局在下关设置了第一座轮船码头。1897年清政府批准开南京为通商口岸。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后,南京港以水陆中转为主。

    因篇幅所限,还有一些古港不一一介绍。

    在中国,千年以上的古港有许多,而且都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由北向南,辽宁、天津、河北、山东 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之地,古港云集,如今,有些古港消失了,有些古港更名了,有些古港让子港替代了,但却不能抹杀其在“海上丝绸之路”抑或是“海上茶叶之路”的历史地位。究竟哪个港口是发祥地?或是始发地?目前而言,谁也不敢说自己的史料是最充分、最给力,这是一件很难说清,也很难理顺的事情。

    既然如此,关键在戒“一言堂”,不是一家说了算。

    理清“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弄清“海上茶叶之路”始发地?这无疑千头万绪。是“之一”还是“唯一”,差别太大。从这层意义上说,发祥地也好,始发地也好,都是一厢情愿。然而,如果非要争此名号,结果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导致讨论“各自为阵”,结论“各自为战”,统统成了“一家独言”——海内外人士却是雾里看花,就大大不妙。大家都是唯一的“发祥地”、“起始地”,何用之有?

    对此现象,我们的专家学者,不光是对“一言堂”现象提出批评,而且要提出具体建议:最好召集中国所有港口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先议它二、三个(哪怕只一个)问题,而且深入到问题中的一点去,议深议透,条分缕析,拿出具体的史料来。且不能以“可能”、“据说”、“大概”的说法草草证明自己一定是“海上丝绸之路”抑或是“海上茶叶之路”的始发地。

    四、海上丝绸之路与海上茶路始发地“争夺战”缘起

    据中国城市研究院品牌中心的王合成撰文《“海上丝路”北海品牌城市形象战略》介绍说: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中国参加“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站在广州,由于种种原因,仅仅开了一天的会,便转移到福建泉州,而泉州则以高规格的学术活动与政府行为结合,成功地发挥了南宋时期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优势。”

    200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刊了《“海上丝绸之路”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一文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同年11月20日至26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湛江市政府、中国海外交通研究会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在湛江举行(《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11年11月23日第一版)。

    2002年1月12日,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炎黄文化研究会、荔湾区人民政府、广州港务局、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旅游局、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办等九个单位联合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沙面黄埔港举行。会议着重探讨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依据和历史意义。(新华网广州记者杨霞1月12日报道)

    2002年9月21日,由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政府联合举办的“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中新社网记者林永传曾福志9月22日) 意味着泉州对“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启动。

    2002年10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泉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互动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学术研讨会在泉州举行。(刘丰: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互动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杂志2003年第一期)

    2003年1月19日,宁波市政府正式决定启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至此,从2001年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同时启动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02年4月,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被正式列入2002年-2003年宁波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3年1月20日)。

    2005年12月10日,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在宁波举办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同时举办了第五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周活动。

    2006年2月厦门“两会”期间,民进厦门市委递交一份关于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提案,呼吁厦门加快行动(2006年3月8日《东南快报》)。此前由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牵头的厦门“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座谈会在厦门工人文化宫大厦举行。早在2001年,有李娟芳、钟林撰文《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我见》,提出了厦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的理由(《社科与经济信息》2001年第5期)。

    2008年12月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广州市文化局主办的“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决定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项目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09年2月24日,福建省文化厅厅长宋闽旺在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说,福建省将积极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新华网福州2月25日电,沈汝)

    2011年8月24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联谊会”在烟台蓬莱市召开。蓬莱古登州港率先联手广州、宁波、泉州、扬州等港口城市,共同就“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新闻网记者蔡红文、张绍贤报道)。

    2011年9月17日,广西北海召开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座谈会”,并正式通过《北海市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实施方案》,会同广州、泉州、扬州、宁波、蓬莱等六个城市一起,正式加盟“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新华网南宁频道记者闫祥岭报道)。早在2004年10月,中国城市研究院品牌中心的王合成为北海撰文《“海上丝路”北海品牌城市形象战略》。

    2011年12月1日,来自海峡两岸三地的近百名专家学者聚首福建漳州,研讨明代东方第一港——漳州月港的兴衰历史,并建议其参与申报“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世界文化遗产。(中新社漳州记者吴敏妹)在此之前,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漳州史迹申遗工作会在龙海市召开。

    2011年12月10日,由中国社科院和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文物局协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论坛”在宁波召开。会上提出要建立融合共享、联动协作的长效机制,构建政府、文物管理部门、博物馆“三位一体”具有中国特色的运作平台,统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北海、广州、漳州、泉州、明州、扬州、登州七城市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利用和联合申遗工作。(新华网宁波记者郑黎)。

    2012年1月31日,福州市文物局邀请省内专家召开“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研讨会。同年3月5日从《福州晚报》(记者綦芬)传出了福州召开“海上丝绸之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将联手宁波、北海、广州、漳州、明州、扬州、登州七城市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3月23日,人民网福州(记者丁彬媛)发布消息予以了证实。

    2012年5月25日,《南京日报》刊发报道(朱凯):南京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团,至此,由于南京的加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团队扩充为九个城市。报道还说:“15世纪,明王朝组织的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使南京再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端始发港,同时将西端港口拓展到非洲东岸,见证了‘海上丝路’由单向到多向、由线状到网状的转变过程,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拓展到了顶峰,世界大航海探索时代的壮阔序幕由此拉开。”笔者很赞成“海上丝绸之路由单向到多向、由线状到网状的转变过程”这句话,说明广义的海上丝绸之路至少有十几条线路。但令人费解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郑和七下西洋始发港的太仓港,纳入到了南京港?

    有关“海上茶叶之路”的申遗资料显示:

    2012年7月3日宁德网(记者黄钲平)发文说,宁德三都澳“海上茶叶之路”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始了前期筹备,将充分挖掘三都澳福海关、茶树原产地、茶具文化、茶文化等史迹和丰富内涵,以茶博物馆和三都澳福海关为平台,捆绑已有的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组织申报“世遗”。

    2012年10月18日《海西日报》(记者主父真真)发文“‘海上茶叶之路’申遗,厦门是起点最有资格”引起争议。《海西日报》再第二天不得不又发文《海上茶叶之路起点引争议•安溪茶商曾垄断东南亚》,其实这种争议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因为该文引泉州知名文史学者王先生之言说得非常在理:“中国几千年的海洋文明是一个整体,它的发展有阶段性,不是任何一个港口可以代表的。”王先生希望任何一个城市都能相互珍惜这些民族乃至世界共有的文化,“不需要另立门户,强调自己一枝独秀,这样才是保护我们历史文化的理性心态。”(王先生的这番话,也正是本文想阐述的观点)。

    2012年10月24日,《东南早报》(记者张素萍、林福龙)发文《“海上茶叶之路”权威证据•泉州是起点有史有据》,提出了泉州茶文化历史资源是有根有据的。

    ……

    从以上资料显示,申报“海上丝绸之路”先有个体城市先发起进行,后有三城市再到五城市联手,然后是六城市、七城市、八城市再到九联手申报(登州、广州、宁波、泉州、扬州,北海、福州、漳州、南京)。据2012年1月8日《宁波晚报》介绍:早在2001年,宁波举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家建议中国古代三大“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宁波、泉州、广州联合申遗,并发表了21世纪的“海丝”申遗重要文献《宁波共识》。这是联合申遗理念的最早共识。(谢善实:《海上丝绸之路,宁波两千年前起航》)

    我们欣喜地看到,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事项,城市与城市间,港口与港口间终于开始了整体申遗而采用“集体打包”的行动,而且是一个接一个城市陆续加入,这很好!但从目前情况看,让人些许有些遗憾,仍有一些对“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重要港口和所在地城市没有加入联合申遗行动中。而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大港口也只有宁波参与,像碣石(秦皇岛)、转附(烟台)、琅琊(胶南)、会稽(绍兴)等仍游离在外,尚有郑和七下西洋带领庞大船队历经三十余个国家、运载大量丝绸、茶叶和瓷器的始发地——太仓刘家港,以及鉴真和尚第六次成功东渡启航地张家港(古黄泗浦港),还有三都澳港、连云港(古海州)等等都远离了“申遗团队”,这无疑也给其它城市和港口的申遗出了难题。因为,落下哪一个港口都会有于心不忍之感。当然,这里首先还要涉及到申遗前必须通过申报国家级文物单位这一“关口”。

    五、超越一时一隅的“始发地”的局限,为海上丝茶之路共同申遗。

    把话拉回到有关“海上茶叶之路”问题上,如果说,“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人文遗产,其价值不仅仅是丝绸、茶叶和瓷器的交易,文化交流亦是关键所在的话,毋宁说,“海上茶叶之路”的价值也不仅仅是茶叶贸易,关键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茶文化抑或是禅茶文化方面交流。从茶文化传播角度出发,以目前来看,宁波的史料可能更充分,笔者曾经在“中国禅茶文化对东亚茶文化的影响及其社会价值”(《农业考古》2009年第2期181-184页)一文指出:“明州港这一早期的‘海上茶路’最初是源自于‘禅茶文化’交流而著称,僧侣们当初从中国引茶、栽种、品饮并没有投入到也不可能投入到茶叶的商业行为中,故为一种文化行为的传播与交流。由此可见,明州港不仅仅是人们泛指茶叶贸易的海上通路,更重要的是中国茶禅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输出地,也是东方文明与物质的对话的海上通路。”这其中涉及到从古明州港往返并对“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性人物:日本遣唐使最澄和空海和尚,日本遣宋使荣西禅师。最澄从明州港带回了大量的中国茶树和茶籽,种植于日本近江(今贺滋县)坂本的吉神社,这就是中国茶带到日本的最早记录。空海和尚从明州港返日带茶奉献嵯峨天皇。尤其是日本高僧荣西先后两次通过明州港入宋求法,回国后写下了《吃茶养生记》。随后,日本遣宋使希玄道元禅师、圆而辨圆禅师先后通过明州港入宋求法。归国后,分别制订了《永平清规》和《东福寺清规》。两部“清规”均有寺院茶礼和茶事规范。宋代,高丽国高僧义通、义天曾先后通过明州港入宋求法学茶……无论是日本的遣唐使还是朝鲜半岛的遣唐使,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以获取大唐先进文化为使命,同时他们将中国的茶籽、茶饼、茶史料和茶文化思想一起带回本国……但笔者同样也认为,即便宁波拥有了这些文化资源也并不等于就具备排它的实力。

    但凡有多少海上丝绸之路,就有多少海上茶路,因为茶叶从来没有离开过海上贸易的行列,一些史料虽然没有提到海上丝绸之路上茶叶贸易情景,但并不等于就没有茶叶贸易,只是孰重孰轻的不同解读而已。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从本位主义出发,缺少海上丝路和茶路的全局观念,贸然出招,一心想把“始发地”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从来不顾其它港口的感受,任由自己说了算,真难受!

    不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茶叶之路”,是否作为始发地的评判没有标准可言,是以建港历史为准?还是以出土文物为准?是以运载第一箱丝绸为主?还是以运送第一罐茶叶为准?是以文化交流为准,还是以货物交易数量为准?哪一个港口不可能都占全,还是回到那句话:哪一个港口也承载不了“海上丝路”和“海上茶路”的文化含量。当务之急,需要凝聚全国所有古港共识,葆有战略思维,保持协调一致,以大局观念为重,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超越一时一隅的“始发地”的局限,为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茶叶之路共同申遗。

    最后,引用2012年5月25日刊登在《南京日报》上的一句话:“海上丝绸之路缺少南京是不完整的。”笔者为什么很欣赏这句话呢?换言之,海上丝绸之路抑或是海上茶叶之路,缺少哪座城市或者哪座港口是完整的呢?再引用中国城市研究院品牌中心王合成一句话:“北海是海,北海不能缺席海上丝绸之路。”再换言之,东海是海,南海也是海,渤海是海,黄海也是海,难道就能缺席海上丝绸之路吗?

    草写本文,并非“说史”,只是笔者的一种言论罢了。 (完)

作者:舒曼   稿件来源:西湖龙井资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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